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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却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

宋徽宗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逝时无子,向太后于同月立他为帝。

宋徽宗即位之后启用新法,在位初期颇有明君之气,后经蔡京等大臣的诱导,政治情形一落千丈,后来金军兵临城下,受李纲之言,匆匆禅让给太子赵桓,在位25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都城绍兴永佑陵。

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体”,他热爱画花鸟画自成“院体”。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被后世评为“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大家都知道宋徽宗被称作“昏德公”,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但他却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

二者之间如何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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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家的宋徽宗无疑是昏德公,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无疑不是昏德公!在政治与艺术这两个不同领域,昏德公是否有跨界性作为呢?如果有的话,在音乐领域能不能发现什么具体证据呢?

今天,我们请李幼平先生以徽宗所铸大晟钟为例,讲讲“睿智”的昏德公。

在研究大晟钟的过程中,我也确实发现了一些相关的现象——政治上的昏德公,在音乐领域并不那么“昏”,甚至他正是在政治昏德的外表下,展现了高超的艺术睿智,在中国音乐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大家知道,钟鼎礼器、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宫廷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周礼》明确记载,周代贵族分为王、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金石乐县
分别对应四面宫悬、三面轩悬、两面判悬和一面特悬
;所用的乐舞人数,所用的鼎、簋礼器,也都有相应的规定。在已经出土发现的大量图像资料中,
无论是祭祀活动还是宫廷宴饮,钟、磬都不可缺少,金石之声是很重要的礼器。

编钟又是宫廷雅乐文化,或者说是宫廷音乐生活的主要物质载体。
金石之声、钟磬乐队所代表的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相对并立、各成体系,作为宫廷正统音乐的标志,是历代统治者始终努力完善、力图复兴的主要内容。正因为这样,宋代作为中国古代最注重雅乐复兴的朝代之一,关于编钟的研究与使用,也就顺理成章而成了宋代政治生活与雅乐复兴的中心话题。

关于宋徽宗的新乐。宋代文献史料中有一句很关键的话,那就是《宋史 ·
乐志》开篇所言 :“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
为什么要改,改的基础是什么,所体现的历史特点是什么?制定新乐就是要对宫廷雅乐予以复兴,改革既有雅乐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承认它、让社会使用它。这是一个很有趣、很重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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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料有着明确的记载 :宫廷礼乐活动中,演奏雅乐的乐器质量参差不
齐,钟磬琴瑟制度混乱,不仅已经与古制不一样了,而且从客观的音响效果而言,
“每合大乐,声韵混杂,而皆失之太高”。

尤其还要注意的是,当时的乐工“率农夫、市贾”,每当宫廷要进行雅乐演奏、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就必须到皇宫之外找这些人。此外,官方文献还明确记载,这些从宫廷外找来的乐人不仅自备乐
器,还“教习无成,瞢不知音”。

文献记载的上述现象,展现了宋徽宗大晟新乐改作之时所面临的客观现实 :
皇宫没有完整专职的“中央歌舞团”,但复礼兴乐的宫廷祭祀、礼乐活动却必须有!

这样宫廷乐工不得不由民间艺人兼任。相对封闭而自成体系的传统宫廷雅乐,
不得不由民间艺人参与表演,不得不面对民间俗乐的冲击!

面对雅俗冲突的矛盾,只有两种方法或选择:

一种是反抗——引经据典,加以抵制 ;

另一种则是移花接木,承认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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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选择了后者,而正是这种选择,展现了宋徽宗的“伟大”,体现出了昏德公的睿智。

崇宁三年的时候,一个关键的“故事”出现了:一个名叫魏汉津的道士,“献指律之法”——以皇帝的手指头为依据制定十二律。皇帝的三个手指头加在一起就是九寸,长度九寸的律管吹出的音高就是黄钟——宫廷雅乐的标准音高!
这种声律理论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胡闹,可它确实产生了适用于当时宫廷雅乐演奏
的大晟新律的黄钟音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应天府出土了六件铭刻有“宋公戌”文字的编钟。成书较早的《考古图》中没有这六件钟,
在《宣和博古图》中就收录了
。于是乎,以当时最新考古成果宋公戌钟为参照,完成了大晟钟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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