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漠视的“文化病象”

3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些文学研究者、评论家和作家讨论“文学与人民的关系”的报道,其中严肃指出,“被热捧的‘帝王剧’‘宫廷戏’,以及泛滥成灾的‘才子佳人演义’,呈现出一派孱弱扭曲的文化病象。”

优秀的文艺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其美学上的优良品质是一方面,史学上的优良品质是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文艺创作正确地把握了历史。所谓正确把握的历史,应是本质规律和运动趋势所统摄的总体的历史、具体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庄重的历史。但是,现在有些文艺创作特别是涉及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弥漫着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碎片化、抽象化、娱乐化等手法来摆布、虚无历史,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变得扭曲而迷乱。

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病象,有哪些种种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当下一些所谓的“师”和“家”们,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表现,将文学视界局限于宫闱、官场之中,远离现实和民众。影视剧中,热衷于拍摄的题材,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王朝”“太子”到“帝国纵横”,从“格格”“美人”到“后宫秘史”,尤其是这种题材翻拍的影视剧,已经泛滥成灾。“宫廷剧”流行表现“阴谋文化”,迎合大众文化心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文艺作品,将古往今来的历史简化为权谋倾轧,竞相表现野心图逞的手段,而观者对于宫闱大幕下的权谋心机、尔虞我诈,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复仇手段,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津津乐道,刻意模仿。在不少的文艺作品中,文化娱乐的焦点集中在所谓的“英雄”,或是那些看似“成功者”的帝王将相身上,而作为历史真正主体的人民大众,却沦为了苍白平庸的看客,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身份,被模糊掉。

以碎片化手法解构历史

这种文化病象,其实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我们文化中存在一种严重问题,那就是文化信仰的缺失,精神世界的萎缩,道德实体和内在价值被抛弃,审美情感和精神趣味的低迷……这些文化趋向的背后,深藏的是对文化本身的轻浮心态,更为主要的是,当我们的文化艺术越来越变成为一种商业、技术和娱乐的工具,我们的心灵追求,将不再去向往优美和高贵;我们的情感在娱乐享受的世界中将越来越萎谢、干枯和苍白;我们的精神道德将不再以深刻、高雅和完美为抱负;我们的文化追求将充满了浅薄的愉快和肤浅的自我主张,以降低文化的品位、格调和深度为代价来换取某种非文化的功利;我们的美学趣味,以追逐欲望、感官之乐、沦于物质的东西为目的……这样的文化,确实呈现了严重的病态化问题,亟需引起我们文化界的反思,亟需彻底扭转这种病态的文化现象。

首先是以孤立的个人际遇遮蔽社会总体趋势,造成作品历史叙事碎片化。熟知非真知,真实非实在,历史的真实是能够体现或触摸到历史本质的实在,文艺所反映或表现的真实是具有典型性的实在。艺术真实当然离不开对个人和细节的描述,但只有当个人和细节是代表一定的社会本质及其倾向时,当事件发生的动因或人物行为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孤立要素或个人欲望,而是来自其所处的社会总体与历史潮流时,作为实在的细节和个人才能够获得历史真实性品质。一个时期以来,对个人口述史和回忆录的追捧,使得一些人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不是联系社会总体发展的实质,而只是用个人在某个时期的见闻代替对整个历史时段的把握。更有甚者,以个人好恶评价历史是非,甚至从个人恩怨出发来把握历史、评断历史。比如,有的作品以某个在文革时期遭遇极大不幸的知识分子的经历,来描绘整个时代;有的作品以个别的县志记录来推测全国的形势及数据,并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以琐碎化、个人化、地方化的小写的历史代替了总体把握的大写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叙述只能把人们导入历史的盲区和误区。

首先,要解决文化的外部环境问题。我们应该把发展高雅、深刻、崇高和优美的文化作为全社会的共识,建立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核心价值体系,创建具有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宁静的文化圣坛,让全社会充满高尚的健全的文化的风尚,从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背景上,为文化的发展创建一个和谐、健康、发展的生态。

其次是以片面的细节选择解构主流历史评价,造成作品历史观念碎片化。一些创作者可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如有些战争题材文艺作品,专门选择激战场面、血腥场景进行特写,而对体现战争本质的人民性背景则予以忽略。在这些创作者眼中,战争只是厮杀,不需要辨别战争有没有意义、牺牲有没有价值;创作只要从市场切入,在市场上赢得观众即可,核心就是赢取眼球。这样回避主流历史评价的片面化选择,就使那些熠熠生辉的英勇与牺牲全都变得黯然失色,把为民族独立而战、为社会进步而战、为人民解放而战的正义、崇高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都虚无化了。还有些创作者,习惯于选择性感受黑暗,单向度捕捉丑陋,热衷于渲染负能量形象,而对于表现光明、表现总体性社会发展趋势、表现正能量历史题材则力有不逮。这往往会使人们陷入碎屑性迷惘,只见毫末,不见舆薪,看不到主流历史观念所指向的希望和前景。

文化中的这种“病象”,根本问题是我们在这个商业社会缺失了文化的精神和信念。我们需要重拾文化精神,重建文化理想,坚守正确的文化价值标准。这就是需要我们从把文化变成个人私欲这个小圈子中解脱出来,从把文化变成娱乐、消遣的工具中突围出来,从文化被商业原则支配、把文化当作逐利的工具中解放出来,树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精神的担当责任意识,坚守我们心中那些人类的高贵、崇高、神圣的价值、秩序、尊严、品味,把对人类的终极文化和精神的追求变成自觉意识,在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创造中体现创造力,作为不懈的追求和使命,坚信文化的价值观的核心是思想的深度、美学的品味和精神的创造力。

以抽象化手法混淆历史

不应漠视这种“文化病象”,就是需要我们的文化人,一方面要发现和祛除这种文化的“病灶”,另一方面更要成为文化的建设者,成为先进文化、主流文化、健康文化、严肃文化、美的文化的建设者。

其一是有些作品把人性抽象化,给历史人物贴普遍人性的标签,使历史在这样的抽象中被虚无化了。这主要体现在一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作品中。对人物做中性化处理是其具体表现和主要手法。中性化就是给好人添加点坏人的元素或特点,给坏人添加点好人的元素或特点,使人没有好坏、善恶之别,都体现为观念决定的抽象人、普遍人,从而使主流史观和主流价值被解构。比如,有的作品写剥削者,涂上一层仁慈的玫瑰色;写汉奸,点缀些美好人性;写残暴侵略者,也要在其眼睛里流露出人道的哀伤这样就将人物形象抽象地中和化了。本来这些反面人物,可以激发起人们批判丑恶的正义力量,但现在一中和,这种激发就失去了着力点。还有些作品则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喷洒一些恶劣个性以实现中和。这样一来,就使得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被混淆,唯物史观所确定的主流价值被贬低,非主流价值和反主流价值被拔高。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判中,拆除了基本的善恶、美丑界线,使受众丧失了对崇高的敬仰感和对卑劣的批判力,陷于一种平庸的审美。

其二是以抽象学科理论裁剪历史具体,给历史事实过学科的筛子,使其脱离历史情境而抽象为琐碎的学科材料。这在一些文艺评论和文学史写作中表现突出。比如,有人以现行法律观点去衡估革命,给历史过法律的筛子,要求纠正不合法的历史存在。他们认为共产党领导农民分地主的土地是非法的、违法的,是土匪行径;认为《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不冤枉,也不值得同情,因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而杨白劳一直拖欠不还,还出去躲债,是违法行为。再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有学者主张给革命文艺作品过审美的筛子,认为革命文艺大多是标语口号和为政治服务,没有什么审美价值,不配进入文学史。以重写文学史的名义,一些文学史家对当代文学前后两个三十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前三十年文学一概否定,将其批驳得一无是处;对后三十年,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则极尽溢美之词,称其为文学的黄金时代,等等。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指出,评价历史,最忌讳的是脱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今日之是主观地评判昨日之非,或以今日之非主观地评判昨日之是。这里的脱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实际上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采取的抽象化手法,他们以此来达到混淆历史是非的目的。

以娱乐化手法戏说历史

娱乐化的典型手法就是戏说历史,使人们对历史认识扭曲、错位。一段时间以来,部分戏说历史、戏说历史人物的古装影视剧,受到热捧,走红荧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看待历史的态度和习惯,使广大群众对历史的认识明显错位。一些创作者把帝王将相美化为可亲可敬的仁者和人民大众的救星,封建帝王由严酷、暴虐的压迫者变成了谦谦君子和有情郎,是好父亲、好丈夫和一心为民的好皇帝,从而使一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压迫性力量成为一种虚拟的、想象的解放性力量。由于戏说剧的娱乐特质,对一些观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收视率也明显走高,受此影响,其他表现近现代历史的影视剧也都或多或少加入了戏说成分,减弱了历史的严正性,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在剧中明显失真。

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即明确反对导演改编《阿Q正传》,他认为,《阿Q正传》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这表明鲁迅对当时舞台表演娱乐化的警惕和清醒。娱乐是文艺功能之一,但并非其功能的全部和根本。如果把文艺当成为娱乐而娱乐的载体,认为娱乐是文艺的根本属性,甚至以娱乐化方式表现极为严肃的主题,就会使本应负载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取向被虚无化。

当前,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进荧屏、进游戏、进段子成为一种时尚,当这些重量级历史人物在荧屏、游戏和段子所交织的艺术舞台上展示其当代观赏性时,不知这是历史的堕落还是艺术的堕落,抑或是趣味的堕落、人性的堕落。艺术对历史的恶搞不仅出现在网络、游戏、微信、微电影等媒介中,而且现实生活中也成为了某些人的文学性话语习惯。这些恶搞历史现象的泛滥,使人们对待历史态度轻佻,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性和庄重感,是文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泛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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